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父子三人同登文学殿堂的不多，能同领风骚的则更少。值得称道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不但同登文学殿堂，而且以其辉煌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本文试就三曹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歌创作成就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出身微贱，少时任侠放荡，好权术，喜“刑名之学”，为人简易无威重。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曾随袁绍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自任大将军和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馀，不废吟咏，创作了不少出色的诗歌。王沈《魏书》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就如实地描写了初平元年（190）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之态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六句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其中也体现了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因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 。
曹操的另一部分乐府诗则表现了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这类诗悲歌慷慨，具有更浓厚的抒情气氛。《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全诗共八解，开头两解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接着通过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他爱贤若渴的心情。末解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他搜览人才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怀抱。这首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此外，他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老当益壮的战士情怀。《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则通过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怀。
游仙诗也是曹操诗歌的重要级成部分。在这类诗中，曹操展开绮丽的想象，吟咏了与仙人遨游天地、宴饮等宏大场面，这些诗从表面看有脱离现实的一面，然而，当曹操以质朴的语言、绮丽的想象折射现实时，对士人朝不保夕的忧生意识有曲折的反映。
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到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肪相承的发展。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彩。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代汉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歌四十首，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宴游诗，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了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余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生于乱世，幼年即随曹操四方征战。他自称“生乎乱，长乎军”，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树立雄心，以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自期。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于失宠。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后，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M兄弟。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汲汲无欢，终于在忧愤中死去。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卒后谥为“思”，故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白马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首诗紧扣追求建功立业的主旋律，抒写了曹植以身报国的人生理想。诗从描绘白马少年入笔，先写“幽并游侠儿”超人的武艺，后写其勇赴国难、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诗风豪迈、慷慨激昂，从中可触摸到曹植要求建功立业的脉搏。
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内容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是《赠白马王彪》。当时诗人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都去京城朝会。任城王到京后不明不白地死去，诗人与白马王回返封地时，又为有司年阻，不能同行，于是诗人愤而成篇，写下了这首赠诗。全诗共分七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了诗人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诗中痛斥小人挑拨曹丕与他们的手足之情，对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地悼念。这首诗在抒情中穿插以叙事、写景，将诗人后期备受迫害的感受凝聚起来，鲜明感人，是文学史上有名的长篇抒情诗。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评《美妇篇》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七哀诗》也很有代表性。 刘履评此诗曰：“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此诗命意曲折，感情凄婉，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第三类是述志诗。曹植用世之心，在黄初以后屡屡诉诸诗赋，《杂诗》（ “仆夫早严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中说：“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表示愿为伐吴效力，但报国无门：“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末说：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充满慷慨之音。第四类是游仙诗。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深感时常流逝，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于是写下了许多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诗中所描绘的神仙境界，皆明净、高洁，实际上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曹植对神仙之事一直持否定态度，其《辨道论》即说“不信之矣”；《赠白马王彪》也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曹植的游仙诗，实际上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他的诗歌虽然也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也吸收了汉末文人古诗的成就，并努力在艺术上加上创造和发展。建安诗歌从乐府出来逐渐文人化，到了曹植手里就具有明显的文人诗的面目了。如《美女篇》模仿汉乐府的《陌上桑》，但描写的细致和词藻的华丽，与《陌上桑》迥异其趣，正表现了这种倾向。曹植的这种努力造成成了他的“词采华丰”的一面。他的诗善用比喻，不只多而贴切，并且常常以全篇为比如以少年救黄雀喻解救受难者，以转蓬飘荡哈流徙生活等。他的诗又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此外他的诗还工于起调，善为警句，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它们或在篇首，或在篇中，都使全诗增色。
曹植也写了不少抒情小赋，《洛神赋》是他赋中的名篇。这篇赋接受了《神女赋》的影响。它熔铸福州题材，通过梦幻境界，描写了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赋中先用大量篇幅描写洛神宓妃的容貌、姿态和装束，然后写到诗人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通过这些动作的描绘把洛神多情的性格也刻划的十分突出。最后写到人神之道貌岸然殊，洛神含恨赠铛而去，和诗人失意追恋的心情，有浓厚的悲剧气氛。这篇赋象丰富，描写细腻，词采流丽，抒情意味和神话色彩很浓，艺术的魅力很大。曹植的其它散文，不论议论或叙事，都富于感情，骈散结合，气势充沛，《与吴质书》、《与杨祖德书》、《求自试表》等，都是为人传诵的名篇。
由于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
三曹的诗歌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特色。首先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亲身的经历、目睹的现实“借古乐府写时事”，创作许多揭露战乱罪恶，抨击军阀混战，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作品，被后世称之为“诗史”。其次是他们将学习汉乐府民歌形式应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写出了大量的乐府诗题诗，使作品带有明显的乐府民歌风味，如曹操所留下的二十几首诗，全都是乐府诗题。再次是在创作中不仅对悲惨乱离的现实发出哀怨悲凉之音，而且又抒发出慷慨之气，这些就形成了三曹独具的悲凉、慷慨的艺术特色，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建安风骨”。但由于曹氏父子的地位、处境的不同，诗歌的特色上又各具千秋。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思想积极奋发、爽朗豪迈，一生又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因而他的诗歌表现出雄浑、沉雄、古朴的艺术风格。曹丕是皇帝，但思想不是奋进，生活大半在宫廷游宴中度过，因而他的诗歌表现出清丽婉转、低泪哀怨、流于纤弱的艺术风格。曹植前期受曹操宠爱，思想乐观有抱负、自信，后期受曹丕、曹睿打击、压抑，思想惶巩、忧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前期浑厚、昂扬，后期悲凉慷慨的艺术风格。钟嵘评价其诗时是“骨气奇高”、“情兼雅怨”。
三曹：指汉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因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 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风格清俊通脱。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洛神赋》美不胜收、《与吴季重书》和《与杨祖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诗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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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三曹”在诗歌创作上的各自特点
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三曹”，即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在他们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这三人在各自创作上又各具特点。
关键词：三曹 苍劲有力 清丽婉转 悲凉豪迈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在他的诗歌中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有军事家的豪迈壮阔，“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有文学家的深邃思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曹操的诗歌多半是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诗歌的主要风格是慷慨悲凉、雄劲、质朴和古直。以慷慨、雄劲为主，出以深沉，偏胜于阳刚，在诗中直陈其慨、直抒胸臆，有一种雄浑壮阔的悲壮美。《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二句，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以简练形象的语言，大幅度的勾画出战乱时代百姓悲惨的生活画面，富有深意。曾有人评价此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同时，全诗充满着强烈的爱憎感情，言简意赅，悲慨深刻。曹操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富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政治家。在《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几句诗表达了诗人对时间的感慨，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则表现了他对人才的渴求，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统一天下的雄心。诗句深切的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实现统一大业的雄心。《观沧海》中对波涛水阔、海岛耸立、草木繁盛、气象万千的描写有吞吐宇宙之势，豪迈纵横、气韵沉雄，苍劲雄浑，鲜明地体现了“ 建安风骨”的特色。
曹操的是个在形式上主要用四言为主的乐府古题，抒写全新的时代感受。 内容上主要有二：一是用乐府记时事，二是用乐府抒壮怀。 风格上苍劲有力，慷慨悲凉。曹操的文学成就受到古今文人的赞颂。敖陶孙《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刘熙载《艺概•诗概》：“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又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影响了一代诗风。曹操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表现其政治理想，抒发雄伟抱负。他的诗歌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致，喜欢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风格悲凉慷慨，沉郁雄健，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乐府诗从他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曹丕，敏感而多情，“诗有文之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对人生的凄凉惆怅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多了悲凉之感而少了豪迈之气。历史上，对曹丕的诗歌褒贬不一，在钟嵘的《诗品》里，曹丕的诗排在中品。而曹植却是排在上品。很显然，《诗品》认为曹丕不如曹植。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认为两个人各有长短；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认为，曹丕比曹植好得多。可见，对于曹丕众说纷纭。曹丕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是以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愁思为内容，其诗歌表现出细腻真切、委婉含蓄、清丽脱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评价“读子恒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冷风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微风远韵，映带人心于哀乐，非子恒其孰得哉。”徐公持认为：“曹丕的诗歌揣摩人物心理相当逼真，加之刻画细腻，所以写得凄婉悲凉，颇得韵致。”曹丕有一首乐府诗《燕歌行》，内容上仍脱不了古诗十九首“少妇闺怨”的题材，主要用情景交融的手法，风格清丽婉转，低徊哀怨；更重要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文人七言古诗。曹丕的诗歌情感内在，风格含蓄，情感柔和，表现出清逸、婉约的风格。
与曹操相比，曹丕的诗表现出新的变化：（1）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2）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虽然众人仍对曹丕的诗歌评论不一，但随着文学理念的逐步完善，研究者们对于曹丕诗风的研究也更加的理性、客观、成熟。
曹植是建安诗的集大成者，“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古人称为“建安之杰”， 三曹父子在诗坛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也是曹植。曹植诗歌的内容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的内容，一是反映战争和动乱，如《送应氏》，情调悲凉；二是抒发理想和抱负，呈现出一种豪迈气概，洋溢着乐观和浪漫的情调。富于进取精神和自负自信的少年意气。但后期因受到曹丕的压制、猜忌甚至迫害，心情忧愤悲伤，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发生显著变化，早期的那种豪迈气概和开朗的情调消失了，代之的是对个人命运的失望和对曹丕政治集团的不满及怨恨。在他的后期诗文中，主要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充满着受压迫的苦闷与痛苦，诗风隐曲深沉、哀伤忧愤，与前期诗风明显不同。
钟嵘在《诗品》中，对曹植的诗评价极高：“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创作五言诗的文人，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他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风格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建安时期文学的基本特点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的情感，在艺术精神上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式上亦带有鲜明的民歌风调。而作为“建安文学”杰出的代表，三曹的诗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显赫，自古以来是文人学者关注的焦点，经久不衰。然而，即使是父子，但由于性格、际遇的不同，三人在诗歌创作上，风格也各不相同。曹操一生雄才伟略，建功立业，戎马一生，因此“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曹操的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一生富贵闲适，安守父业，同时性格上，敏感而多情，对人生的凄凉惆怅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诗风不像其父那样苍劲有力，慷慨激昂，而是多了细腻与柔情，清丽婉转，低徊哀怨。而曹植一生壮志难酬，郁郁寡欢，年少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诗也呈现出慷慨之情，后期的政治囚徒生活给他的慷慨笼罩了一层悲凉之气，这就使他既承传了其父的雄健又拥有了其兄的悲情。钟嵘《诗品》有言：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便是对曹植诗风的评价。
虽然同是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三曹的诗风具有明显差异。他们由于经历了汉末建安这个极其动乱的历史年代，所以在作品的创作上烙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但同时也由于个人经历，以及各自所处的地位等原因，又促使诗歌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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