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关于泰山的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致分为古代至1949年、1949年至上世纪末及新世纪三个阶段。泰山从一座自然山，到政治山、宗教山、文化山、民俗山，再到精神山。泰山的演进轨迹，凸显了泰山文化的精神内涵与现实意义。
古代至1949年
传为汉代人应劭所著《泰山记》当为泰山专著之滥觞，惜其书早已失传，仅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古籍中留下片断，据周郢统计，自《泰山记》乃至1949年，泰山专著共127种。自《泰山记》后至明代，见于著录的仅有北宋刘的《泰山秦篆谱》。有明一代泰山专著开始大量问世，共有30种之多，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汪子卿《泰山志》和查志隆《岱史》。
1、清代时期
有清一代，泰山专著更加繁荣，共计53种，使泰山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盛时期。其中以聂《泰山道里记》、金ぁ短┥街尽泛吞浦倜帷夺防馈纷钗
2、民国时期
泰山专著共胡42种，亦属洋洋大观。如王连儒《泰山游览志》、胡君复《泰山指南》等。值得关注的是高宗岳《泰山药物志》，专录泰山所产中草药，在历代泰山专著中别具一格。这一时期最为权重者当属泰山学者王价藩、王次通父子编辑的大型文献《泰山丛书》。 《泰山丛书》系王氏父子用了四十余年的时间编辑而成。泰山文献卷帙浩繁，王氏父子披阅泰山文献一百八十多种，予以审慎细评，对其中有些篇章的内容还作了实地考察核对，按文词水平和资料价值选录四十种，共一百一十卷。用毛笔手抄成四十五册。按文献内容分甲、乙、丙、丁四集(注：其中一集与泰山无关)：山经水志为甲集(十三种六十一卷)；舆地人文为乙集(三种十四卷)；文苑诗稿为丙集(十四种十五卷)；年谱记事(包括王价藩自撰著述)为丁集(十种二十卷)。全书有例言、目次、后记等。1936年出版《泰山纪胜》、《岱宗大观》、《泰山图说》、《泰安州志》四种作第一辑，内有序、跋和梁漱溟题签，王易门的题额以及出版概况等。《中国丛书综录》收录《泰山丛书》中的《泰山纪胜》、《泰山图说》、《岱宗大观》各一卷。《泰山丛书》全部手稿今存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1989年11月复制印刷，是古代近代泰山著述的集大成者》[以上参见《周郢文史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46－277页。]。
3、西学东渐时期
二十世纪的学术新思潮的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产生了一批学术巨子，而这些学术巨子也每每用其新的思维与视角展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研究，泰山文化他们偶有涉及，但却代表了这一时期泰山文化研究的学术高点，同时也反映了泰山文化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精英的新思维。
如章太炎在《书》中专设《封禅》一节，在《检论・原教》中也专论封禅。章太炎在《封禅》中称：“人主方教民佃渔，以避蜚征之螫，何暇议礼？”可见,“人主”教民打猎与捕鱼以防飞禽走兽侵扰的草昧时代，尚谈不上礼仪。他认为帝王“封禅为武事，非为文事”。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逐步演变成社会习俗，“彼夷俗事上帝，故文以祭天以肃其志，文之以祀后土以顺其礼，文之以秩群神以扬其职。是其示威者，则犹偃伯灵台者也。”章太炎对斯宾塞社会学思想情有独钟。早在1898年，时任《昌言报》主笔的章太炎和总翻译曾广铨合作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著作《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辩的》（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中《论进境之理》（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1]）及《论礼仪》（Manners and Fashion）。 “章太炎行文的思路正是借助斯宾塞《论礼仪》中所阐明的社会风俗习惯的演变与政治统治、宗教统治一样，有其整合社会思想的目的[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1期。]。所以他认为“然则所以恶伤土石草木者，在彼不在此；所以用蒲草者，在彼不在此。先王以‘仁物’叫号于九围，而实阴收其利，故封禅可尚也。”[章炳麟，《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8页。]章太炎还从社会风俗习惯变迁、新陈代谢的角度，诠释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河图》。实际上，随着宇宙的进化与更替，“河图”之说同“封禅”一样，不过是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诠释的结果，其原意与章太炎所处的近代社会对此的审视完全是两码事。这样，与《史记》所彰显的“封禅”观念形成强烈对比，为泰山封禅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视角
泰山地位1、“五岳独尊”，“岳”在春秋前原是掌管大山的官吏职称，后来把主管方岳的官吏与岳官驻地的大山名称统―起来了，便出现了代表四方大山的“四岳”。汉之前五岳之制因势而异，各有不同。汉代以前对五岳的称法不一，直到汉宣宗神爵元年（公元61年）颁布诏书，才确定以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南岳天柱山、西岳华山和北岳恒山为五岳。后来隋文帝又改南岳为衡山，之后始成定制。2、世界三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说说泰山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怀，华夏之魂－北大美学教授杨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保护委员会副主席卢卡斯： “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并在人与自然的概念上开阔了眼界，这是中国对世界人类的巨大贡献”。
泰山是我国的“五岳”之首，又称岱山、岱宗、岱岳、东岳、泰岳等。名称之多，实为全国名山之冠。春秋时改称泰山。泰山前邻孔子故里曲阜，背依泉城济南，面积达426平方千米，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7米，气势雄伟，拔地而起，有“天下第一山”之美誉。几千年来一直是东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泰山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古建筑主要为明清的风格，将建筑、绘画、雕刻、山石、林木融为一体，是东方文明伟大而庄重的象征。
几千年来，泰山成为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神山，随着帝王封禅，泰山被神化，因而又享有“五岳之长”的称号。佛道两家，文人名人纷至沓来，给泰山与泰安留下了众多名胜古迹。道教称第二小洞天o名其岳神为天齐王。泰山自然景观雄伟高大，有数千年精神文化的渗透和渲染以及人文景观的烘托而被称为“五岳之首”，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缩影，而今又成为世界珍贵遗产。
泰山风景名胜以泰山主峰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由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合而成。从祭地经帝王驻地的泰城岱庙，到封天的玉皇顶，构成长达十公里的地府――人间――天堂的一条轴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使泰山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气势磅礴的泰山，知名度可与万里长城媲美。从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到“泰山压顶不弯腰”,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都在不断加深着我们对泰山的向往。登临泰山，犹如攀登长城一样，成为许多中国人的梦想。
泰山日观峰（拱北石）泰山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泰山是中国历史上受过皇帝封禅的名山。同时泰山也是佛、道两教兴盛之地，是历代帝王朝拜之山。历代帝王所到之处，建庙塑像，刻石题字。岱庙内，汉武帝植下的柏树翠影婆娑；红门宫前，孔子“登泰山小天下”的感慨，余音缭绕；回马山上，唐玄宗勒马而回的怯懦，神态犹现；云步桥畔，秦始皇敕封的五大夫松，瘦骨昂藏；十八盘道，李白、杜甫历代文人“笑拍红崖咏新作”，墨意未尽，豪风犹在；碧霞祠里，隆重的封禅仪式绰绰伊始。此外还有岱庙、普照寺、王母池、经石峪、碧霞祠、日观峰、南天门、玉皇顶等主要名胜古迹。
泰山兼具古、丽、幽、妙，摩崖碑碣数不胜数，庙宇观堂满山遍布，山势壮丽，自然景观巍峨、雄奇、沉浑、峻秀。全山有古建筑群20多处，历史文化遗迹2000多处，历代文人雅士吟咏题刻和碑记无数。泰山的自然风光更是泰山引人之处，泰山高峰峻拔，雄伟多姿，既是“天然山岳公园”，又是“东方历史文化缩影”。泰山山谷幽深，松柏漫山，著名风景名胜有天柱峰、日观峰、百丈崖、仙人桥、五大夫松、望人松、龙潭飞瀑、云桥飞瀑、三潭飞瀑等。
泰山文化在华夏文化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泰山崇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历史原因。《海经》中的昆仑就是泰山；夏前华夏族活动在泰山周围的山东中南部及其周边地区，创造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先民是华夏族的祖先；几千年来，对泰山的封禅祭祀不过是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三位一体的泰山崇拜的一种表现。
泰山文化应该定位于“华夏之源，中华神山”。
泰山以其雄伟的山姿、悠久的历史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泰山崇拜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吸引着历代帝王、文人墨客和普通百姓，也给我们留下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泰山在华夏族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山东省志・泰山志》的解释是：泰山雄居东方，巍峨耸立于华北大平原，在古代被认为是“万物之始，交代之处”，因而被推为五岳之宗，成为历代帝王封禅、朝拜的圣地。这种用五行说解释泰山文化现象的理论，忽视了五行说不过二千多年历史，而泰山崇拜则是五千年甚至五万年、五十万年前就存在着的文化现象，倒置了五行说与泰山崇拜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说明古代帝王禅泰山下云云小山、梁父小山等的原因。其实，泰山崇拜文化现象的实质是：泰山是华夏上古先民心目中的神山，是“（天）帝之下都”，是“天”的象征，而这种文化产生的背景，乃是泰山周围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五千年（或更远）来，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泰山的封禅、祭祀、朝拜不过是对泰山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文化现象的一种延续。所以，如果要对泰山文化进行定位，那就应该定位于“华夏之源，中华神山”。
将泰山文化定位于“华夏之源，中华神山”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古昆仑虚（丘）就是泰山；二是夏朝以前华夏族就生活在昆仑虚周围。所以，确立以上定位，必须首先从昆仑虚开始。
今天能证明昆仑虚就是泰山的直接证据已经不多，但仍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一些线索。其一，现临淄与博山之间，还有大昆仑村名和小昆仑的山名；其二，位于泰山北麓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距岱顶22.5公里的昆瑞山在晋朝时还叫作昆仑山（《山东省志・泰山志》206页）；其三，《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云，汉武帝封泰山时曾“天子从昆仑道入”；其四，比较《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上，登乎昆仑之丘”和《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说明泰山和昆仑虚有某种联系。以上证据，虽然不能肯定昆仑虚就是泰山，但却给了我们一些启发，那就是应该对泰山和昆仑虚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昆仑虚的典籍史料少之又少，近几十年来，“出于唐虞之际”（见西汉刘秀（歆）《上〈山海经〉表》；王充《论衡》、赵长君《吴越春秋》亦称禹、益所作；《颜氏家训・书证》也认为：“《山海经》，禹、益所记”）的地理类典籍《山海经》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且挖掘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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