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魅力
源远流长的文化赋予了汉语丰富的内涵，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字就是一幅画，一首诗，一个成语更包含了一个传奇故事。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在近代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指现代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与标准音，以北方话与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举个例子：三位同学到老师家做客，一个云南人，一个四川人，一个湖南人。师母做菜时问道：“怕辣吗？”云南人说“不怕辣”，四川人说“辣不怕”，湖南人说“怕不辣”。 三个人用的词相同，语序不同，表达出来的意思逐步递进。
在我看来，汉语的奇妙之处不仅体现在词汇和语法的变幻莫测，还在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语言。
就拿四川话来说：甜不说甜，要说抿甜。 苦不说苦，要说焦苦。酸不说酸，要说溜酸。软不说软，要说溜粑。 硬不说硬，要说梆硬„„值得同情，叫造孽。活该，叫背时。 聊天，叫摆龙门阵。便宜，叫相因。 好，叫巴适。怕老婆，叫耙耳朵。加油，叫雄起。 虚伪，叫假打„„
中国一共有7大方言区 ：分别是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吴方言（以上海话为代表）、赣方言（也称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代表）、湘方言（也称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代表湘方言）、客家方言（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闽方言（包括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东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闽北方言，以建瓯话为代表）、粤方言区（以广州白话为代表）。他们形成了以地域为区分的独立方言体系。
仔细地观察一下，会觉得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七大方言区中有六个是在长江以南，而且基本上都是在东南角，而整个广袤的长江北岸地区只有一个方言。那么汉语方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移民，一个是文白异读。
语言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相对平衡的符号系统。我们的巴蜀语言大师流沙河写过一篇文章，叫《蜀人俗语亦雅》。他说，今天四川话中的不少俗语，其实甚为古雅。譬如我们常说一个人散淡闲逸、无所约束为“散眼子”，其实是从庄子的“散焉者”而来。形容一个没有考虑、没有计划的“弗虑弗图”，是从《诗经》而来，比喻一个人处于浑浑噩噩的混乱状的“恍兮忽兮”，是从《老子》而来。川人常食“羹浇饭”却误作“盖浇饭”，其出自梁代顾野王的《玉篇》“„„羹浇饭也”。川人今常食的“冒饭”系“泖饭”之误，源出记载《水浒传》本事的《宣和遗事》，所谓“泖饭”，沸水烫熟即食„„再比如现在的粤语保留相当多的古词古义。其中的「几时」（何时）、「几多」（多少）可追溯至苏轼的宋词《水调歌头》中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而在李煜的《虞美人》中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观念的转变，交际方式的更新，使各种语言变异现象屡见不鲜，新词新语层出不穷，如“酷毙、的哥、菜鸟、灌水、作秀、T恤、很北京„„” 语言既是汉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本身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汉语中蕴藏着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语是汉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汉语从古使用至今，依然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无论是时代变迁，还是改朝换代、或者灰飞烟灭的时候，汉字依旧能做到 “ 我自岿然不动 ”。
在现代社会，我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语言，既要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也要通过语言了解别人的思想，尤其是社会交际，更需要通过语言来相互交流。即使今天网络技术已经突飞猛进地发展了，人们可以利用网络来学习和交流，但是人们还是离不开口语的交流，还要依靠语言。何况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因此学好汉语可以充实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现代汉语基础理论的理解，拓宽专业知识面，提高运用语言的水平，还使我们的文化修养更上一层楼。
方言与普通话本为一家，却有着比普通话更高的研究价值。从广义上来说，普通话是方言的一种。现行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北京话也是方言的一种，而普通话被赋予了更多意义，代表了规范化和普适化，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在古代，普通话还有另外一个称谓“官话”，名称源自中国古代对汉语官方标准语的称呼，在周代也称为“雅言”。历史上，随着朝代的更迭、人口的迁徙、都城的迁移，官话也随之不断变化。夏朝建都于黄河流域的洛阳，而商朝都城也在洛阳附近，所以可见上古时期中国的雅言是以洛阳话为基础的，并且也沿袭了数千年的历史，到了晋朝时期定都金陵，将原官话与金陵话合一成为新官话“吴音”；隋朝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朝立洛阳为东都并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融入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元素；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到了元代法定蒙古语为国语，定以元大都（北平），将汉语定为域内共同语言，但仍以洛阳音为标准，仍然是一般中原的汉语结构；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南京音，清初名义上以满语为国语，随后官话成为国语，由于明至清代定都北京的关系，南京官话的腔调逐渐染上以当时北京方言为代表的北方话的腔调，经过时间生成了北方官话，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民国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后来改为以北京话为国音，新中国建国以后也沿用了北京话为普通话这一标准。而从整个历史上看，普通话就是用得最广最普及的方言，而且每个朝代的普通话之间多少还存在着差异，存在的差异就能体现出方言的独特魅力，方言是一个地区的民众所使用的语言，包含着该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具有多方面的文化研究价值。方言（如洛阳话、吴方言等）本身是非物质的，所以它承载的文化作用也是非物质性的，更是其它任何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载体都不能比拟的，它的价值就在言语中在词汇中，而方言恰好又传承了许多古代的词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基于深厚的历史研究价值，方言甚至于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活化石”，通过它，可以探究许多社会历史文化问题，通过方言对于了解民俗、巩固民俗、展示民俗、传承民俗等有着巨大的作用，了解一些方言对于学习历史、学习文言文有很大的帮助，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些是方言的实用魅力。毫无疑问，一个地区民众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会反映在本地区的方言之中。例如，西王人可以用自己的方言对本地人从过去到现在的一切生产劳动创造、社会生活状态、精神生活内容作出准确而细致的描述和解释。换句话说就是，西王方言可以对西王人的一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圆满的、恰如其分的解说，可以帮助西王人更好地去创造新的生产、生活，这个作用是其他任何非语言事物都不能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