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谁的成就最高，这个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首先，界定一个范围，唐宋八大家是讲文的，不涉及诗词歌赋，如果把文化领域全算进来，更不知怎么说了。
就文的领域讲，唐代两个人功劳成就最大。他们转变了一代文风。唐代前期骈文占统治地位，大量的章、奏、表、书、记、论、说都是骈文。甚至科举也用骈文取士。
韩柳提倡古文运动的核心是“文以明道”，反对骈偶之风，提倡先秦、两汉的散文，文学上主张“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要求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他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苏轼评价他说：“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韩愈不但理论先行，创作实践上也充分体现了自己的理论。他创作的文章有政论、书启、赠序、杂说、传记、祭文、墓志、寓言、游记，各种文体应有尽有。 韩愈散文的语言准确，精炼、生动、形象，而且富有独创性。他创造了三百多词组，是中国创造成语最多的人。
《师说》里“传道受业解惑也”“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进学解》里“兀兀以穷年”“好为人师”，“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动辄得咎”，“佶屈聱牙” ，“头童齿豁”，“补苴﹙jū﹚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送穷文》里有“毛发尽竖”，“ 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蝇营狗苟”，“小黠大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 垂头丧气”等。 “俯首帖耳，摇尾乞怜”，“ 落井下石”，“ 熟视无睹”都是韩愈创造的。
韩愈的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他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力主削藩平叛，维护君主权利，反对宦官专权，打击宦官势力，反对佛教。在唐宪宗从法门寺迎佛骨活动中，他甚至违背皇帝的意愿，上书给当朝的统治者，把佛骨称为“朽秽之物”，对宪宗的行为表示“耻之”，请求宪中将佛骨交给有关的部门处理，并将它投入水火之中。但是皇帝听到他的主张之后非常愤怒。他认为韩愈诽谤，就想把韩愈处死，可是当时有许多人去替韩愈求情，所以韩愈最后却降职到潮州去了。
柳宗元被贬以后思考哲学、社会、人生，写了一系列哲学政治论文和一批短篇杂文寓言。他的《封建论》深受毛泽东喜欢，甚至有诗说“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柳宗元的寓言借助那些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寓言故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以“永州八记”为代表，把自己的身世遭遇融入对山水景物的描写中，充满凄伤幽愤的情绪，他特意选取僻远幽静的景物，营造出“凄神寒骨”的意境，以精细简练的笔触“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提高了山水游记文创作的审美价值。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前人评曰:“幽峭“、“孤峭””，这是柳宗元山水游记在文坛上不可替代的个性特征。
所以，把韩柳放在八大家前两位是无可争议的，而韩愈应该放在首位。
宋朝六个人，应该以欧阳修为首，他引荐了王安石、苏洵，他是曾巩的老师，又是苏轼、苏辙的主考官，古代这也算是老师的。
而且在宋初“西昆体”、“太学体”风行之时，提倡“诗文革新”，为宋代诗文发展指明了道路，开辟了前景。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
欧阳修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完全成功，结束了骈文从南北朝以来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地位，为以后元明清九百年间提供了一种便于论事说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欧阳修也成为一代文章宗师。
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他的文章大多为他的政治服务。论点鲜明，逻辑严谨，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的学术论文也是配合新法而作，也有同样的特点。
王安石游记不多，但一篇《游褒禅山记》就体现了他的特色。这篇文章名为游记，但重点不在记游，而是借记游发议论。作者胸襟开阔，见识高远，而且善于运用简洁有力、流畅透辟的文笔加以阐发，因小见大，由实入虚，就事论理，不同于一般游记文。
苏轼是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化集大成者，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书法、绘画、音乐无所不能，甚至美食、腌菜、酿酒都行，在政治方面，他的执政能力也是很强的。
但若讲文章，应该在欧阳修之后。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苏轼对道家、佛家都有研究。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文赋也卓有成就，《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就是这样的名篇。
至于苏洵、苏辙、曾巩，虽然也有成就，但比起欧阳修、苏轼就差多了，不提也罢。
所以唐宋八大家排名我的看法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苏辙、苏洵、曾巩。不知大家意见如何。其实见仁见智而，不可能统一的。